我经常与人提到《大明王朝1566》。
相比于《天道》《青瓷》等商战剧突出“商人”的个人魅力，《大明王朝1566》则把“商人”放在了社会大背景之中，能读出更多。
【资料图】
原罪
在我们这块以“农”立国的土地上，商人的社会评价，历来低下。儒家认为小人言利，商人会败坏社会风气。法家认为商人缺乏安土重迁的秩序感，不便管理。所谓“儒表法里”，而“商人”这个群体，表里之间，都不是好人。
这其中，朱元璋是最恨商人的皇帝之一。史载：
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，言之颇悉。上曰：“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、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，剥民取利，海内苦之；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，小人竞进，天下骚然。此可为戒。”于是言者愧悚，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。——《明实录》
上古，好闲无功造祸害民者少。为何？盖谓九州之田，皆系于官，法井以给民，民既验丁以授田，农无旷夫矣，所以造食者多，闲食者少。……士农工技，各知稼穑之艰难，所以农尽力于畎亩，士为政以仁，技艺专业，无敢妄谬。维时商出于农，贾于农隙之时。此先王之教精，则野无旷夫矣。——《大诰续编》
把这两段话翻译一下，就是大明遇到了财政困难，烟火不振，大臣们建议繁荣一下经济，但被朱元璋一通驳斥，大臣们被吓得都不敢说话了。
特别要注意朱元璋看不上商人的原因：上古时代的井田制，百姓都老实待在地头劳动，所以“农无旷夫，造食者多，好闲无功者少”。先树一个道德高标——“踏实种地最光荣，投机取巧很可耻。”
“维时商出于农，贾于农隙之时”，这句话更露骨，意思是，压根不许商人成为一个专业群体，只能在“农隙之时”出来活动一下。
至于财政问题，朱元璋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屡兴大狱，以至“檄赃所寄借偏天下，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。”一通抄家，罚没银两无算。
当然，这里得插一句，虽然看朱元璋嘴上把“农”说得如此之好，但生活在朱元璋手底下的“农”们，其实过得也不安逸。如上文提到：“九州之田，皆系于官”，“农”不过就是劳动力而已。朱元璋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：24个儿子，全被封为亲王，赐田40万亩。亲王的后代，从摇篮到坟墓，出生发补助、公费医疗、专家上门、婚丧嫁娶都可以报销、死了还有丧葬费，没处花钱，还月月领俸禄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：
“我朝亲亲之恩，可谓无所不用，其厚远过前代矣”。“王府将军、中尉动以万计，假令复数十年，虽损内府之积贮，竭天下之全税，而奚足以赡乎？”——《明实录》
简单说，这么一大摊子裙带，吃空了全天下的税负，待遇“空前”。
为了让“农”老老实实种地交税，朱元璋规定，抗税者杀。你说我交不起税，去要饭吧，那也不行。因为朱元璋禁止农民聚众、迁徙，想出村走个亲戚，都要经过官绅审批。想外逃避税，那更是门都没有。
如今很多通俗历史小说把朱元璋塑造得爱人如子、勤政为民，但据《明太祖实录》与《国榷》等书记载“自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八年，各地农民起义百次以上”。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的全国人口统计，大明王朝的人口非但没有上升，反而出现了下降。历朝历代中，在建国初期就一度出现人口萎缩现象的，朱元璋虽不是唯一，也足够凤毛麟角。
有种传统说法——“重农抑商”。如果你看字面意思去理解，总以为“农”有多高的地位。其实，朱元璋早就把话说明白了：
“受田之日，验能准业，各有成效，法不许诳”“技艺专业，无敢妄谬”——《大诰续编》
重“农”是因为“农”便于管理——“无敢妄谬”，而非真觉得“农”有多么的淳朴高尚。朱元璋骂“农“，其实比骂“商”骂得更直白，在《大诰》序言中就直接说，天下老百姓，冥顽不化，不严刑峻法地敲打着老百姓，这帮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王法。朱元璋还通过户部晓谕两浙、江西百姓，亲自指出：
“为吾民者当知其分，田赋力役出于供上者，乃其分也。能安其分者，则为忠孝仁义之民……否则，不但国法不容，天道也不容矣。”
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中提出：“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，更为安全”“最危险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”，所以要让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敌视，分散社会力量，避免任何一个群体的力量壮大。
这些玩意，在西方轰动一时，但其实都是朱元璋在一百多年前就玩剩下的。所谓“原罪”，本质是权力需要哪一个群体有罪，那么这个群体就有了罪。这是千古帝王的驭民之术而已，并非意味着某一个群体就真的天生无良。别说什么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益，就有人铤而走险。没错，这个世界是有“烂人”，但请想一想用甲拌磷种的大葱、安磷酸泡出来的豇豆……这个世界“烂”的是一些人的欲望，而非特定群体。
穿绸缎的人
明白了所谓“原罪”，你才好理解“商”与“农”之间的真实历史互动。
从来，老实巴交的“农”，名义上都被抬得很高，而“商”被贬得很低。朱元璋立过一条规矩，“农”可以穿绸缎，“商”只能穿布衣。但允许穿绸缎的“农”从来也穿不起绸缎，而被禁止穿绸缎的“商”倒经常有绸缎可穿。
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就有这么一段。商人沈一石穿着绸缎，面见海瑞。海瑞当时就怒了，你个商人，敢犯我《大明律》？沈一石回话，因纳贡突出，皇帝赏的。海瑞开始还不信，认为皇帝怎么可能自己破坏《大明律》，然而事后一查，还真是皇帝亲批的。
沈一石这个角色，是导演虚构的。有人认为，人物原型是被朱元璋亲自杀掉的江南首富沈万三。但沈万三到底是元末明初的人，还是元末就已去世，历史界一直有争议。不过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些历史细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历史的内核是真实的——大明王朝就是有一些商人得到了极高的官方认可。
就像《绣春刀》中魏忠贤对小捕快说：“你以为皇帝是要我吗？皇帝是要钱。”
“农”也好，“商”也罢，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帮着皇家挣钱，那你就是皇家的好朋友。朱元璋不让商人穿绸缎，但“商”还是穿了。朱元璋不让内臣参与朝政，但明朝的权阉一个接一个。
只要能帮着皇家解决了府库之需，祖训又算啥。当皇帝御批某个商人可以穿绸缎的时候，皇帝会提“立农为本”“重农抑商”这茬吗？不会的。
大明是一个特别有矛盾的朝代。你看宋朝的司马光、王安石，无论他们之间的政见存在何种分歧，但自我道德约束是一致的，士人不经商。而到了明代，大明的权阉都经商，东林党这帮清流也经商。
朱元璋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，是骂“商”骂得最狠的。可嘴上很高调，身体很诚实。在商人连穿衣自由都没有的时代，大明王朝恰恰就是最全民经商的时代。张居正骂严嵩盈利谋私，但张居正上台后，自己家人也参与盈利谋私。
张居正会说自己或自己家人有“原罪“吗？皇帝会因为张居正家人参与商业活动就“抑”掉张居正吗？都不会。政敌经商，是原罪。自己经商，挣得就是干净钱。大明王朝是理解“商人原罪”的最佳样本，充分展示了“原罪”不过就是挑动不同群体之间彼此敌视的舆情手段而已。
当然，这里提醒一句，不要又习惯性地滑入无商不奸的思维。“农”穿不起绸缎，最大原因是明代的账面税负虽不算高，但各种杂七杂八的税累加起来则要命。
宋时亩税一斗；元有天下，令田税无过亩三升，吴民大乐业。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，按其私租籍征之，亩至八斗，而民始困。盖吴中之民，莫乐于元，莫困于明，非治有升降，田赋轻重使然也。——晚明史学家谈迁
败家
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，沈一石自杀了。
出事之前，沈一石可算是个为国分忧的好人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沈一石有织坊诺干、织机千架、布庄百家，解决了数万就业；对于大明王朝而言，沈一石向各部门捐资捐贡的数量，载以车计，同时还能出口创汇。更重要的是，沈一石就像地下财政。地方官想办点事，不管公事私事，沈一石都是最好的筹资对象。
这时候，人就容易“飘”，比方说冒出一句：“我们辛苦赚的钱，不偷不抢，我们爱向哪投就向哪投”。
好吧，你的钱？话不落地，马上就让你明白，官家“捧得起你，也踩得倒你”。
历史上的严嵩父子，可不是写写青辞拍拍马屁就能得宠的。史料记载，嘉靖喜欢给群臣出题，一时兴起就抛出一句话，让群臣回答这句话出自哪里，如何解释。连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都回答不上来的题，严世蕃略作思考就能答对。徐阶一向看不去严嵩，但即便严嵩下台了，徐阶还是承认严世蕃的最强大脑，更不要严家父子给嘉靖搞来那么多少钱。
即便如此，嘉靖想拿下严家父子，立马就抄家没产。文臣群体，尚且这般，更何况本就是名义上的抑制对象——“商”。
沈一石，这个被塑造的城府极深的角色，剧中并未说什么出格的话，可改道为桑的政策出了问题，需要背锅侠，沈一石就得死。
不需要有人背锅的时候，连杨金水、吕芳等通天的人都对沈一石客气几句。浙江知府那更是与其称兄道弟。
可需要背锅侠的时候，浙江知府对沈一石，一点也不客气。这样的桥段，历史上反反复复，不乏其例。如很多商人都推崇的胡雪岩。风光的时候，胡是各路官员的座上宾。上海地方官缺钱就找胡雪岩要，什么时候还钱嘛，不一定，但肯定能在政策许可的前提下，给胡雪岩各种优惠政策。可有一年，胡雪岩倒台的前夜，因生丝大战，胡雪岩资金链紧张，却又遇到上海官来要钱。胡雪岩一时为难，说能不能缓一缓。上海官开始还笑着说，是不是担心我们不还钱，没事，我可以给你块地，也可以免你的税。胡雪岩这次是真没钱，还是请上海官理解理解。这下，上海官生气了，理解你个屁，小小的奸商，给脸不要是吧，查他，我就不信查不出问题。资金链紧张，又遇到官方立案查封，胡雪岩帝国没几天就崩溃了，留下一句“勿近白虎”。对于“白虎”这个词，后世很多人简单地解释为“财富”，说胡雪岩劝家人别再经商。但在我看来，“白虎”指的是政商关系，远之生怨，近之则险。
这时候，千万不要说“我解决了多少就业，纳了多少税”。这东西就是双刃剑。没事的时候，这是军功章的业绩。出事的时候，这是“你怎么可能没钱”的怀疑。
对于想整胡雪岩的上海官，胡手底下那么多的产业，就挪不出点钱来？绝不可能，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对于吃瓜群众，胡手底下那么多的产业，还拖欠我们工资，肯定是吃喝嫖赌。胡雪岩被整，手底下的员工，还有人蛮高兴地看热闹。就像袁崇焕被杀的时候，长街十里，吃瓜群众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。人心就是这么无常。
这时候，再去回想浙江知府拍着胸脯地向沈一石说：“咱们都是自家兄弟”。
多讽刺。
我一直觉得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导演，肯定是正史野史，都看了很多。
比如，沈一石死是死了，但他留下几个大箱子，记录了全部私下交易。这种故事，野史中有很多。像沈一石这样把私下交易都记个账的，将来一旦事发，大家玉石俱焚。还有向藏酒下药的，就等哪天被没收了，看你们谁敢喝。这样的野史故事，特别多。
再比如，《大明王朝1566》刚开始，大家都认为沈一石已经大到不能倒，毕竟五万匹出口任务在那摆着。但事实证明，沈一石说倒也就倒了。而沈一石死了，立刻有人另一个“商”接手。历史上，大清国也一度依赖胡雪岩的庞大商业机器。但能做白手套的人，倒了胡雪岩，还有盛宣怀。甚至同为“商”，盛宣怀与胡雪岩之间不但没有阶级弟兄之情，反而巴不得对方早死。大清朝需要银子吗？当然需要，但成功不必只在你胡雪岩，还可用盛宣怀。
我们经常会沉浸在一种“百折不挠，虽屡经坎坷，依然昂扬向上”式的奋斗观。对于个体而言，这种积极的态度，当然是对的。但对于群体而言，这又有些悲哀，很可能恰恰是韭菜们的人生态度太积极了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所以野火对于韭菜们一点都不珍惜，于是，一代一代的沈一石死去，一代一代的沈一石2.0再把悲剧重演一遍，然后进入沈一石3.0……
